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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专家谈洋贿赂

发布时间:2019-08-23 18:18:18 编辑:笔名

核心提示:这次审议集中审查《公约》第三章定罪和执法以及第四章国际合作的实施情况,无疑外国公司在中国行贿的情况是否能够得到遏制也是一项审查项目。

查处葛兰素史克 贿赂门 引发的不仅是民众的赞誉,还有学者的评议。这一事件是偶然发生还是必然?这一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会有何种影响?学者们的意见不一。但无一例外都表示,中国针对商业贿赂的法律已经相对完善,关键是如何落实、执行。

尚未看到重大转折

中国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胡星斗

记者:7月11日,公安部依法调查葛兰素史克部分高管涉嫌严重商业贿赂等经济犯罪一案,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此前,行贿外企一般是 国外曝光 在外受罚 ,国内没有回应。中国政府对外企行贿态度的转变,您是如何看的?

胡星斗:这次的情况也许是个别情况,也许是代表了政府态度的转变,也许以后有线索就都依法查处。

在此之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议组会议抽签确定,对中国实施公约的情况进行审议。这次审议集中审查《公约》第三章定罪和执法以及第四章国际合作的实施情况,无疑外国公司在中国行贿的情况是否能够得到遏制也是一项审查项目。中国应当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这或许正是加大侦查、处罚力度的原因。

记者:这种转变有深层次的原因吗?

胡星斗:中国的反商业贿赂,可以说力度非常大,贪官落马比例在世界上是属于非常高的。但是中国的反商业贿赂都是被动的,很少主动查处。而对于国外揭露的腐败,即使反映到了国内也往往不了了之,比如之前的西门子、辉瑞等。

总书记将反腐败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打击腐败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这也是一个积极信号。我认为现在对于跨国公司行贿的情况,得到消息就应该进行查处,而不能只让单位、公司自查,敷衍了事或不去查处。不过现阶段在反商业贿赂的制度和监督上还没有看到重大的转折。

记者:您如何看待这种主动查处的效果?

胡星斗:也许会收到一些效果。发达国家中企业行贿的情况极少,个别的腐败集中在政治捐献资金等情况。发展中国家就比较普遍了,水土不同,不行贿外企就很难顺利做成生意,因为大的合同很多都掌握在政府或国有企业手中。加大调查力度,当然会迫使他们守法,遏制他们犯罪,但是从根本上解决不了。

记者:目前我国法律在打击外企行贿方面存在哪些亟待改善之处?

胡星斗:要针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细则来落实,中国还没制定反腐败法,但应当制定一个全面的法律,腐败的定义也应当拓宽,贿赂不仅是送钱送物,还有各种新的内容,这都是要被查处判刑的。国外的定义很广,但国内很狭窄,要修改制定法律。但更重要的是落实法律。

另外,我认为政府应当兑现自己的承诺,比如官员的财产公开制度,财政资金的去向、细节等都应该公开。还应当制定举报人保护法,举报人实名举报往往会受到迫害,只是在刑法中有保护举报人这一项,但是没有具体细则。

发现机制空缺

上海大学国际经济法学副教授 袁杜娟

记者:此次公安部调查葛兰素史克 贿赂门 ,您是如何看的?

袁杜娟:以前很多外企在我国的腐败行为没有发现,美国法律发现了,受到了约束,美国反海外贿赂法能管到在外国的子公司,法律效力非常强。国外都制裁了,我国未跟进,反映了我国司法主权的不对等。现在强调对 洋贿赂 的主动调查,司法主权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记者:我国政府对待外企行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袁杜娟:是从思想上的重视。近年来,跨国公司在我国的 洋贿赂 是非常严重的;第二是跨国药企的贿赂是不言而喻的,只是苦于没有发现证据,在证据上采取主动才有可能实现法治。葛兰素史克这个案件的暴露,是通过一个旅游公司间接发现的商业贿赂行为,其实还有很多中介机构,通过这种第三方去行贿。我们可以从这些第三方突破,这属于司法机关执行力的强化。

记者:从发现取证上讲,国外是如何做的?

袁杜娟:对美国来说,个是司法部;第二个是证监会,证监会主要是对上市公司进行监控;第三个是群众举报,举报人的举报如果对案件突破有重大帮助或能使案件定案,将获得一定的奖励金额,判处罚金的10%- 0%作为对举报人的奖励。另外,对举报人,美国还有法律进行保护。

记者:对此,中国有哪些地方可以借鉴?

袁杜娟:首先是从源头治理腐败。腐败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有供应方(行贿者),有需求方(受贿者),美国的《反海外贿赂法》主要是对行贿者进行打击,不可能对外国官员进行处罚,因此,我国也应该强化对行贿者的打击力度。第二,商业腐败的主体就是公司,美国很多公司愿意自己披露行贿事件,然后按法律规定设立合规程序以减轻法律对他们的处罚。合规程序是公司内部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预防再次发生商业贿赂。我国也应该强化法人责任,加强内部控制,主要体现在会计方面,司法机关在这方面的介入也是需要学习的。

现阶段将反商业贿赂提高到反腐败的高度,实际上是一种商业腐败,涉及公权力就变成了职务犯罪行为。相对来说我国职务犯罪的处罚力度是够了,问题就是发现和执行。我国商业贿赂的发现机制是空缺的,执行力度也明显不够。

态度转变可促进公平秩序完善

投融资法律专家 肖金泉

记者:通过葛兰素史克 贿赂门 事件,能否看出我国对外企行贿态度的转变?这个变化会带来哪些影响?

肖金泉:商业贿赂是破坏市场公平秩序的严重问题,市场经济讲究公平竞争,要根据成本、质量获取正当利益,而跨国公司用行贿的方式打开市场,就破坏了这个秩序;它不仅破坏公平原则,还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实际上把贿赂算为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对消费者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损害。

我们以前认为跨国公司应该会自觉遵守法律,但是看来不是这样,他们仍然会利用法律的漏洞谋取高额利益。外企在我国本就获得了比民族企业更多的优待,包括税收上的差别待遇、政策上的扶持和关照等,再通过不公平竞争,会对我国的市场经济造成破坏。

葛兰素史克事件不能说是公安部门主动调查,而是发现线索后及时追究责任。这也是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会促进我国公平秩序的完善,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记者:据国内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几年前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外企在国内行贿之风盛行,原因是什么?

肖金泉:我认为商业贿赂是必然存在的,只是一个数量多少和是否发现的问题,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把它控制住。

原因主要有三方面: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不长,国内商业上有用贿赂或定金的方式打开市场的 潜规则 ;第二是外企为了谋取更大的商业利益;第三是由于监管机制的薄弱,使得许多部门应有的监督职能未能发挥作用。

据我了解,市场经济发达、法制完善的国家,数量是比较少的,不发达国家如南美、非洲、中亚,比较严重。

记者:您的意思是法律还不完善?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肖金泉:其实,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有一定程度的规定,《刑法》也规定行贿罪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我国法律很健全,只是在涉及外企行贿方面缺乏专项立法,并且惩罚力度和执法力度都不够,如果犯罪的利益过于诱人,以致很多人置剥夺犯罪利益的刑罚于不顾仍愿意犯罪,则表明刑罚太轻。总的来说,是法律适用问题、执行问题没有处理好。

中国应该加大执法力度,健全监督体系。《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公司法》中对商业贿赂都有明确的约束,只是没有被恰当地执行而已;还应当加强对外资企业经营行为的监控,不能让外企予取予求;由于商业贿赂的行贿、受贿双方存在着利益一致性,且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监管主体很难发现线索,加上群众对商业贿赂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知情人往往不愿举报、不愿作证,所以应建立完善的鼓励举报、保护举报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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